《錯誤的舉動》

《錯誤的舉動》描寫一名男子到一位多年女性友人的住處探訪，相信她需要自己的幫助。他原先只是想理解她的孤獨與心理困境，卻逐漸被迫面對自己的人生。

隨著兩人共同過往的片段重新浮現，安慰、記憶、情感與依賴的界線愈發不穩定。對話從她的悲傷與孤立，轉向他對婚姻、工作，以及自己所建立的生活的不滿。

這部改編作品最初以對白推進，最後卻成為一部幾乎無聲的電影，只留下共處同一個房間的兩個人，重返一段雙方都不曾完整理解的過去。

我在九年級時製作了《錯誤的舉動》。那是我第一次嘗試拍電影。

這個計畫起於朋友秋水寫的一篇短篇小說，他也演出了男主角。第一次讀到它時，我被那些長篇對話吸引，立刻開始想像可以與它們相伴的影像。然而，當時我對電影製作所知甚少。我還不知道如何把文學轉化成電影語言，如何引導表演，甚至不知道當攝影機真正擺在面前時，想像中的場景可能會出現多麼巨大的變化。

雖然我以導演身分署名，但現在回頭看，我認為自己的實際貢獻更接近製片。秋水同時是原作者與演員，承擔了這部作品很大一部分的創作基礎。我的工作主要是促成這部電影：把大家聚在一起、找到場地與器材、安排拍攝，將一個想法變成能夠實際存在於攝影機前的事物。

所以，我不將《錯誤的舉動》視為自己導演風格的早期展現。我更把它看成一個轉折時刻：電影創作從此不再只是我想像的事情，而成為我真正去做的事情。

它對我最重要的意義其實很簡單：我開始了。

《錯誤的舉動》由四人團隊完成：我、秋水、飾演惜子的朱以琳，以及陳靈怡。

我們在家鄉的一間公寓裡，用一天拍完了整部電影。沒有專業劇組，也沒有外部指導，幾乎每個製作環節對我們而言都是第一次。

技術上的困難立刻浮現。在這個計畫之前，我大多使用一台平價的數位單眼相機。正式拍攝時，我突然得操作Sony A7 IV和DJI RS3穩定器，但兩者我都不熟悉。器材有時沒有擴展我能做到的事，反而成了拍攝過程中另一個必須解決的難題。

聲音是最嚴重的失敗。器材有限，又幾乎沒有現場收音經驗，我們無法控制環境噪音與不必要的干擾。大部分對白錄音最終都無法使用。

這個問題的影響尤其大，因為原來的故事非常依賴對話。兩個角色之間的交流，本來應該支撐電影的情感與思想結構。剪輯時，我最後決定移除幾乎所有錄下的對白，讓作品變成一部基本上無聲的電影。

因此，完成的作品和我們原本想拍的電影大不相同。

回頭看《錯誤的舉動》，我能清楚看到當時的自己對電影有多麼不了解。

我讀了一篇大量倚賴對話的小說，在腦中想像了幾個畫面，就以為把那些畫面拍出來，文字便能以某種方式變成電影。我尚未理解文學與電影的差別，也不明白表演、場面調度、聲音、攝影、節奏與剪輯，需要多少思考。

成片最大的矛盾，是原始素材最強的元素明明是對白，我們卻恰好失去了對白。由於現場錄音幾乎不能使用，最終剪輯版本變得近乎無聲。剩下的，基本上是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坐在一起，進行一場觀眾再也聽不見的對話。

當時，這感覺是一次很大的失敗。從許多角度看，它的確是。

但現在我珍惜這部電影，正是因為它保存了我想像中的電影製作，與電影製作實際對我的要求之間的距離。

我不會假裝每個意外都是藝術選擇，以此替它的失誤辯護。消失的對白不是沉默的實驗，而是準備與技術知識不足造成的結果。有限的視覺語言也不是極簡主義；很多時候，是因為我沒有把握操作攝影機與穩定器。

認清這個差別，已經成為我評估自己作品的重要方式。電影創作者可以重新詮釋一個意外，卻不該改寫它究竟如何發生的歷史。

因此，《錯誤的舉動》之於我，作為一部完成的電影，其重要性反而不及它作為紀錄：記錄我第一次真正面對電影製作的現實。

我從《錯誤的舉動》得到最重要的體會，是想要拍電影和知道怎麼拍電影，完全是兩回事。

在這個計畫之前，電影大多存在於我的想像裡。我可以想像場景、表演和運鏡，不必面對背後的實際問題。製作一旦開始，每個想像的畫面都變成一連串選擇：攝影機該放哪裡、演員如何移動、房間應該有什麼聲音、器材該如何操作，以及一天內到底能完成多少工作。

我也明白了，技術上的決定無法與創作上的決定分開。收音看似是一個技術問題，在這部電影中卻根本改變了最終作品的意義。失去對白，就是失去這次改編賴以建立的關鍵元素。

不過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發現自己很享受這個過程。

即使我不會使用器材，即使事情出了差錯，即使最後的電影與原先想像差距很大，我仍然覺得製作電影令人興奮。把幾個人聚到一間公寓裡，將原本只存在於文字中的想法，轉化為影像、表演與被記錄下的時間，讓我感到一種深刻的滿足。

這部電影沒有教我如何成為電影工作者。

它讓我知道，我想繼續走在成為電影工作者的路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