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錯誤的舉動》

《錯誤的舉動》講述一名男子到一位相識已久的女性朋友的住宅單位探訪，認為她需要自己的幫助。起初，他試圖理解她的孤獨與心理困擾，這場探訪卻逐漸變成了對自己人生的直面。

當兩人共同過去的片段重新浮現，安慰、記憶、情感與依賴之間的界線變得愈來愈不穩定。談話從她的悲傷與孤立，轉向他對婚姻、工作，以及自己一手建立的生活的不滿。

這部改編作品原本以對白為主導，最後卻成為一部近乎無聲的電影，只留下共處一室的兩個人，重新走進一段彼此都未曾完全理解的過去。

我在九年級時拍攝了《錯誤的舉動》。這是我第一次嘗試製作電影。

項目源於朋友秋水寫的一篇短篇小說，他也飾演了男主角。初次讀到小說時，我被其中的長篇對話吸引，隨即開始想像與之相伴的影像。但當時，我對電影製作的理解非常有限。我還不知道如何將文學轉化為電影語言，如何指導表演，甚至不清楚一個想像中的場景，在攝影機真正放到它面前後，會產生多大的差異。

雖然我的署名是導演，但回看這個項目，我認為自己的實際貢獻更接近監製。秋水既是原作者，也是演員，承擔了作品很大一部分的創作根基。我的角色主要是讓電影得以發生：召集大家、尋找場地與器材、組織拍攝，把一個想法變成能夠實際存在於攝影機前的事物。

因此，我不把《錯誤的舉動》視為自己導演聲音的早期展現。我更願意將它看作一個時刻：電影不再只是我想像中的事，而成為我真正做過的事。

它對我最大的意義很簡單：我開始了。

《錯誤的舉動》由四人團隊製作：我、秋水、飾演惜子的朱以琳，以及陳靈怡。

我們在家鄉的一個住宅單位裏，用一天拍完了整部電影。沒有專業劇組，也沒有外來指導，製作的幾乎每一個環節對我們來說都是新的。

技術上的挑戰很快就顯露出來。在這個項目之前，我大多使用一部價格便宜的單反相機。到了拍攝時，我突然要使用Sony A7 IV，以及DJI RS3穩定器，卻不懂得妥善操作這兩件器材。器材有時並沒有拓展我的能力，反而成為拍攝期間另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。

聲音是最嚴重的失敗。器材有限，加上幾乎沒有現場收音經驗，我們無法控制環境噪音與不必要的干擾。大部分錄下來的對白最後都無法使用。

這造成了尤其嚴重的損害，因為原來的故事極度依賴對話。兩個人物之間的交流，本應承載電影的情感與思想結構。在剪接時，我最終決定刪去幾乎所有錄下來的對白，把作品變成一部基本上無聲的電影。

結果，完成的作品與我們最初想拍的電影變得非常不同。

回看《錯誤的舉動》，我能看見當時的自己對電影理解得有多麼少。

我讀了一篇充滿對話的小說，在腦海中想像了幾個影像，然後便以為把那些影像拍下來，就能將文字變成電影。我當時還未理解文學與電影的差異，也未明白表演、調度、聲音、攝影、節奏與剪接，需要投入多少思考。

完成作品最大的矛盾，在於原作最有力量的部分是對白，而我們失去的恰好就是對白。由於現場收音幾乎無法使用，最終剪接版本變得近乎無聲。留下來的，基本上是一個男孩與一個女孩坐在一起，經歷一場觀眾再也聽不到的對話。

當時，這讓我感到自己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失敗。在很多方面，它確實是。

但如今，我珍惜這部電影，正是因為它保留了我想像中的電影製作，與電影製作實際向我提出的要求之間的距離。

我不會假裝每一次意外都是藝術決定，以此為它的錯誤辯護。對白的缺失不是一場關於沉默的實驗，而是準備與技術知識不足的結果。有限的視覺語言也不是極簡主義；其中很大一部分，源於我無法自信地操作攝影機與穩定器。

辨認這種差異，已成為我評價自己作品的重要部分。電影人可以重新詮釋一次意外，但不應改寫它發生的歷史。

因此，《錯誤的舉動》對我的重要性，與其說在於它是一部完成的電影，不如說在於它記錄了我第一次與電影製作的現實相遇。

我從《錯誤的舉動》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想拍電影與知道如何拍電影，是兩回事。

在這個項目之前，電影很大程度上只存在於我的想像之中。我可以想像場景、表演與攝影機的移動，卻不用面對它們背後的實際問題。製作開始後，每一個想像中的影像都變成一連串決定：攝影機放在哪裏、演員如何移動、一個房間應該有怎樣的聲音、器材如何操作，以及一天之內實際上能完成多少工作。

我也學到，技術決定與創作決定無法分割。收音看似是技術問題，但在這部電影裏，它從根本上改變了最終作品的意義。失去對白，就意味着失去這次改編賴以成立的核心。

不過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發現自己享受這個過程。

即使我不知道如何使用器材，即使事情出錯，即使最終電影與我的想像很不一樣，製作本身仍讓我興奮。召集幾個人到一個住宅單位裏，把一個原本只存在於文字之中的想法，轉化為影像、表演與被記錄下來的時間，帶給我一種深刻的滿足。

這部電影沒有教會我如何成為電影人。

它讓我知道，我想繼續朝那個方向走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