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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宿敌维尔托夫》

《宿敌维尔托夫》海报

《宿敌维尔托夫》,2025年

梗概

《宿敌维尔托夫》讲述三位摄影师。他们似乎从事同一种职业,却与影像保持着截然不同的关系。维汀与福内芮随身携带相机,不断寻找可以拍摄的事物。一个追逐风景,另一个记录自己的所见。相比之下,埃塞特虽然没有相机,却自称摄影师。他不捕捉风景,只是观看。

随着三人行走于山间,摄影逐渐不再是一种职业,而成为感知世界的方式。影像不断积累,相机持续运转,一个看不见的鬼魂反复出现,杀死那两个仍依附于相机的人。

最后,胶卷与存储卡被放在一张埃塞特的照片旁。他丢弃两种记录媒介,只留下自己的照片。

影片以一个问题结束:是谁杀了他们?

导演手记

2025年,在拍摄《以吻封缄》九个月后,我写下了《宿敌维尔托夫》。这是第一部由我独立完成剧本的电影。

这个想法始于一次旅行。我注意到,人们多么频繁地通过手机或相机接触风景。美景出现,设备便近乎本能地被举起。那一刻被拍摄、储存,或许上传至社交媒体,之后却常常被遗忘。我开始思考,保存一种体验的欲望,是否反而会削弱体验本身。

这个念头将我引向吉加·维尔托夫,以及他的“电影眼睛”观念。吸引我的不只是维尔托夫作为历史上的电影创作者,更是他在人的眼睛与摄影机之间建立的观念上的接近。我想抵抗这种等同。摄影机记录。眼睛体验。

这种对立成了影片的起点,并最终赋予它片名。维尔托夫成为一种观念上的“宿敌”:并非因为我要攻击他本人,或否定他的全部作品,而是因为他的想法提供了一个参照,使我能够通过与之对抗,确立自己的立场。

维汀与福内芮被刻意设定为并非对立。虽然一个拍婚礼,另一个拍葬礼,但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喜剧性的、表面的。两人都仍然依赖摄影机。埃塞特才是真正的对照。他没有相机,却自称摄影师,因为在他看来,摄影始于观看。

与此同时,我不想让影片成为一篇附带影像的论文,其中的符号都能被翻译成一种正确的解释。因此,鬼魂、照片、被丢弃的胶卷与存储卡,以及反复发生的死亡,都保持开放。

制作笔记

《宿敌维尔托夫》于2025年、我读高一时,在大约一个月内完成构思与制作。

制作团队包括三位演员、另外两位工作人员,以及我本人。我担任导演、制片人、摄影与剪辑。整部影片用一天时间,在一处公共公园里的山上拍摄完成。

拍摄时,我使用了一台在福州购买、2008年生产的Sony DV摄像机。我不再追求技术上的干净、高分辨率,或常规的精致电影质感,而开始对老式消费级摄影机产生的纹理感兴趣。

分镜、镜头规划与调度均事先准备好。但正如我在之前的制作中已经发现的,一旦真正开拍,计划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。时间仍是主要限制。虽然制作过程明显比前两部顺利,但一天的拍摄仍很难让我有机会,按照自己希望的那样仔细打磨每一个画面。

回望与反思

回头看,《宿敌维尔托夫》像是第一部让我开始认出自己作者身份的电影。

我意识到,持续用工业电影制作来衡量自己的作品,并没有多大帮助。我没有工业化剧组、专业灯光、充足的排练时间,或多个拍摄日。如果继续尝试模仿那些条件,结果几乎总会像某种其他作品的不完整版本。

老式DV摄影机成了这一转变的核心。它的影像并不精致,我也不希望它精致。剪辑没有试图制造常规商业电影所追求的无痕连续性。断裂、粗粝与视觉上的不稳定,可以成为影片身份的一部分,而不是证明它没能成为更专业作品的证据。

如果能回到制作现场,我会用更多时间打磨影像。拍摄依旧压缩在一天之内,现在有些画面,我觉得本可以更细致地构图、重拍或进一步发展。

我的收获

我从《宿敌维尔托夫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,是电影创作不必从这个问题开始:“我怎样才能让它看起来更专业?”它也可以从另一个问题开始:“我究竟相信怎样的影像?”

我也发现,电影对我而言可以是一种思考方式,而不只是呈现故事的方式。片中的人物,不仅是叙事里的人。他们体现了与观看、记录和记忆的不同关系。他们的行动让我能够探索一个想法,而不将影片变成对那个想法的直接解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