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宿敌维尔托夫》

《宿敌维尔托夫》讲述三位摄影师。他们似乎从事同一种职业，却与影像保持着截然不同的关系。

维汀与福内芮随身携带相机，不断寻找可以拍摄的事物。一个追逐风景，另一个记录自己的所见。相比之下，埃塞特虽然没有相机，却自称摄影师。他不捕捉风景，只是观看。

随着三人行走于山间，摄影逐渐不再是一种职业，而成为感知世界的方式。影像不断积累，相机持续运转，一个看不见的鬼魂反复出现，杀死那两个仍依附于相机的人。

最后，胶卷与存储卡被放在一张埃塞特的照片旁。他丢弃两种记录媒介，只留下自己的照片。

影片以一个问题结束：

是谁杀了他们？

2025年，在拍摄《以吻封缄》九个月后，我写下了《宿敌维尔托夫》。这是第一部由我独立完成剧本的电影。

这个想法始于一次旅行。

我注意到，人们多么频繁地通过手机或相机接触风景。美景出现，设备便近乎本能地被举起。那一刻被拍摄、储存，或许上传至社交媒体，之后却常常被遗忘。

我开始思考，保存一种体验的欲望，是否反而会削弱体验本身。

这个念头将我引向吉加·维尔托夫，以及他的“电影眼睛”观念。吸引我的不只是维尔托夫作为历史上的电影创作者，更是他在人的眼睛与摄影机之间建立的观念上的接近。

我想抵抗这种等同。

对我而言，眼睛与摄影机并不进行同一种行为。

摄影机记录。眼睛体验。

这种对立成了影片的起点，并最终赋予它片名。维尔托夫成为一种观念上的“宿敌”：并非因为我要攻击他本人，或否定他的全部作品，而是因为他的想法提供了一个参照，使我能够通过与之对抗，确立自己的立场。

维汀与福内芮被刻意设定为并非对立。虽然一个拍婚礼，另一个拍葬礼，但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喜剧性的、表面的。两人都仍然依赖摄影机。

埃塞特才是真正的对照。

他没有相机，却自称摄影师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摄影始于观看。

与此同时，我不想让影片成为一篇附带影像的论文，其中的符号都能被翻译成一种正确的解释。因此，鬼魂、照片、被丢弃的胶卷与存储卡，以及反复发生的死亡，都保持开放。

影片起于一种个人信念，但我更愿意让影像超出我对它们的解释。

《宿敌维尔托夫》于2025年、我读高一时，在大约一个月内完成构思与制作。

制作团队包括三位演员、另外两位工作人员，以及我本人。我担任导演、制片人、摄影与剪辑。整部影片用一天时间，在一处公共公园里的山上拍摄完成。

前两部影片已经教会我一个重要的实际道理：在时间、人手和设备极其有限的情况下，我无法令人信服地模仿工业电影制作那种流畅的视觉与技术语言。

我决定不再继续只把这项限制当作问题，而是将它纳入影片本身。

拍摄时，我使用了一台在福州购买、2008年生产的Sony DV摄像机。我不再追求技术上的干净、高分辨率，或常规的精致电影质感，而开始对老式消费级摄影机产生的纹理感兴趣。

分镜、镜头规划与调度均事先准备好。但正如我在之前的制作中已经发现的，一旦真正开拍，计划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。

时间仍是主要限制。虽然制作过程明显比前两部顺利，但一天的拍摄仍很难让我有机会，按照自己希望的那样仔细打磨每一个画面。

尽管如此，这个项目标志着我制作方式中的一个重要变化。技术上的不完美，不再只是我试图掩盖的东西。

我第一次开始追问：限制本身，能否成为形式。

回头看，《宿敌维尔托夫》像是第一部让我开始认出自己作者身份的电影。

前两个项目主要关注怎样成功拍出一部电影。我担心故事能否完成、摄影看起来是否专业、表演是否成立，以及成片是否像我所理解的那种“像样的电影”。

在《宿敌维尔托夫》中，这个标准开始改变。

我意识到，持续用工业电影制作来衡量自己的作品，并没有多大帮助。我没有工业化剧组、专业灯光、充足的排练时间，或多个拍摄日。如果继续尝试模仿那些条件，结果几乎总会像某种其他作品的不完整版本。

于是，我开始追问，那些不足能否被吸纳进一种连贯的视觉语言。

老式DV摄影机成了这一转变的核心。它的影像并不精致，我也不希望它精致。剪辑没有试图制造常规商业电影所追求的无痕连续性。断裂、粗粝与视觉上的不稳定，可以成为影片身份的一部分，而不是证明它没能成为更专业作品的证据。

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结果完全满意。

如果能回到制作现场，我会用更多时间打磨影像。拍摄依旧压缩在一天之内，现在有些画面，我觉得本可以更细致地构图、重拍或进一步发展。

但这一次，对个别画面的不满，并没有让我否定整部电影。

对我而言，重要的是我开始理解不完美与意图之间的差别。

一幅技术上不完美的影像，仍然可以属于一个有意识构建的美学体系。

比起单纯的技术进步，这一发现对我更重要。

我从《宿敌维尔托夫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，是电影创作不必从这个问题开始：

“我怎样才能让它看起来更专业？”

它也可以从另一个问题开始：

“我究竟相信怎样的影像？”

之前的影片教会了我准备、排期、分镜与调度。这些经验依然重要，我也在这次制作中更有意识地运用它们。

但《宿敌维尔托夫》教给我的，是另一种东西。

它让我知道，限制可以成为艺术选择。

小型团队、老旧摄影机、不完美的连续性，以及有限的制作时间，并不必然需要被掩饰。如果理解并控制它们，它们就能成为作品语言的一部分。

我也发现，电影对我而言可以是一种思考方式，而不只是呈现故事的方式。

片中的人物，不仅是叙事里的人。他们体现了与观看、记录和记忆的不同关系。他们的行动让我能够探索一个想法，而不将影片变成对那个想法的直接解释。

最重要的是，这是第一个让我感觉自己开始形成作者身份的项目。

我不再只是在学习怎样拍电影。

我开始决定，自己希望电影成为怎样的东西。